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，相信不少人都听过这样一个乌龙：运动员出逃事件。当日曾被加上“迷惑新闻大赏”的标签短暂传播，甚至因为这位运动员很快就被抓回来，一些人在互联网上玩起了“他逃她追他插翅难飞”的梗。然而细究起来，赛场之下的世界没有什么迷惑新闻，只有艰辛酸楚。

这位举重运动员尤里乌斯来自乌干达。他离开时留下的纸条写着：“乌干达生活很苦，想要留在日本打工赚钱”。有多苦呢？去日本之前，家里为了给他治病已经花光了盖房子的钱；怀孕的妻子得知此事，面对媒体的镜头下跪请求寻他回来；尤里乌斯回国后，还有可能被判刑。有人批评他责任心浅薄，难以承受的生活重压之下，什么荒唐事发生都不稀奇。乌干达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，连年的战乱使这个国家的发展长期处于风雨飘摇的阶段。尤里乌斯是来自这样的国家的运动员当中，没能坚持下来的那个。可与尤里乌斯的处境相似，背后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的运动员，还有许许多多个。他们甚至还不如尤里乌斯，因为背后连“家”都没有。

今年是难民代表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。29个人，来自叙利亚、伊朗、阿富汗等11个战火中的国家，在这场国际体育盛事上，走到了所有人面前。他们都因为破坏、战争或暴力流离失所，拥有联合国认证的“难民”身份。这身份也注定了，他们每个人走到体育面前，都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。作为今年难民代表团旗手的尤斯拉·马尔蒂尼出生在叙利亚，本是被叙利亚奥委会选中的游泳健将。可是从2011年爆发内战起，她的生活就不再平静了。尤斯拉的家被狂热的恐怖分子摧毁，为了活命，全家人只得逃往欧洲。在去往希腊的小船上，只有六七人容量的船挤上了20个人，很快就在爱琴海中央熄火了。尤斯拉和会游泳的姐姐跳下船，在海水中游了3个多小时，生生把船推到了岸边。作为一个游泳运动员，尤斯拉在那次事故之后甚至对游泳产生了恐惧，“那是艰难、非法的旅程，很多人死在了途中”。毫无疑问，泡在海里的那三小时，是噩梦般的三小时。逃到德国之后，在俱乐部的支持下，她克服恐惧重新开始训练。游泳又帮她建立生活。

家园，是许多“难民”生命中缺位的存在。不是被战争捣毁，就是文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暴力。他们常常被迫远走。

自行车手马索玛·阿里·扎达在流亡伊朗期间开始骑行，16岁回到阿富汗时，她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环境。在路上的时候，被开车的人从后面伸出手来打、被投掷石块、被言语攻击，甚至会受到来自家人的威胁。在阿富汗，连男性穿着运动服都会招致非议，若是女性运动，酿成危及人身安全的事也属寻常。扎达在国家队成绩越来越好，受到的辱骂和攻击也越来越多，其中不乏她的亲戚。因为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，只能举家前往法国避难。即使被逼离开自己的国家，扎达也不愿意放弃热爱的运动。甚至这些经历让她更为坚定，她说：“我是一个从未找到自己位置的人，所以一直希望成为最优秀的人。”

除了生命受到威胁而无法继续体育事业之外，他们的国家能提供的训练条件十分有限。本届奥运会年龄最小的选手，是12岁的乒乓球运动员亨得·扎扎。她是叙利亚代表团6人中唯一的女性，也是叙利亚有史以来第一位参加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运动员。几乎一出生就与战火纷飞的叙利亚共存，扎扎的训练条件可想而知。40度的高温下还要坚持训练，空调对她们来说是绝对的奢侈品；训练场馆经常停电，所以只能依靠日光照明；水泥地和四个破旧的球台就是场馆的全部设施。但是扎扎表现出异常的顽强乐观，据国际乒联工作人员说，她捡球都是用跑的。因为在艰苦的岁月里，乒乓球就是她和哥哥唯一的精神支柱，所以从不觉得累。通过奥运会选拔赛的亨得·扎扎，没有其他小选手一样换取礼物的想法，而是喜极而泣，说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体育赛事。”对于阿富汗这种人人处于动荡不安中的国家来说，射击这种需要极大物力财力投入的运动项目，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概念。在其他国家和志愿者的帮助下，许多来自难民国家的运动员才有机会真正走上自己的人生之路。

厄立特里亚和阿富汗的射击选手，就寄居在意大利名将坎普里亚尼的训练场馆备战奥运。来自厄立特里亚的所罗门，作为女性还要承担生育的责任，她庆幸奥运会推迟了，今年产后，她很快便重返射击赛场。她说“只有那里我才能找到自己的思想”。

由于缺乏泳池等基础设施，今年还是阿富汗第一次参加游泳项目比赛。在国际泳联的帮助下，安瓦里能够在俄罗斯接受训练并拿到奥运会资格。每次跃入水中，他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奥运梦想，甚至把奥运五环纹在胸前，时时提醒自己。在这之前，当地的简陋设施还不是他要克服的最大困难。一场又一场的血腥冲突、每秒钟都有新的家庭支离破碎，加上新冠疫情的肆虐，这个国家的脆弱形势愈发严峻。让自己不受外部环境干扰，是每个运动员要做的重要心理建设。可能他们的亲人就是某一天被夺去生命的那个。

阿富汗跆拳道运动员赛迪奇，自从逃到欧洲就再也没见过母亲。奥运会前六个月，他得知母亲死于新冠病毒：“突然，你被告知她病得很重：过了一会儿，她走了。”但他的下一句是“这是艰难的，但我必须继续前进。”

难民代表团中的运动员，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才换来了今天参加比赛的机会，但你在奖牌榜上大概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和国家。他们多以小组赛四五十名的成绩结束自己的奥运之旅，不特意去奥林匹克网站上搜索，很难在四处流传的成绩截图上看到。十多岁就离开家人四处流离避难，好不容易在瑞士得到训练机会的约瓦里，以最后一名的成绩告别了决赛。代表阿富汗出战的跆拳道运动员，也毫不意外的输给韩国然后出局。

搜索奥运会泳池救生员，你可能会看到一整个夹杂着表情包的笑话页面，但往后翻翻就会看到设救生员的原因：2000年悉尼奥运会，来自赤道几内亚的埃里克因为练习不足，也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泳池，差点淹死在赛道上。

在竞技体育的成绩单上，他们是被淘汰的名单，是成王败寇的“寇”字，但每个名字背后，都是他们背水一战的辛酸故事。体育对他们来说，不会附赠拿到奖牌鲜花那一刻的荣耀。那只是一根在战乱中，唯一能抓住的精神“稻草”。体育对他们几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，关于拯救和解放自己。

游泳对大部分运动员来说是事业、是竞技，对尤斯拉来说却是千钧一发时的救命稻草，也是帮助她开始新生活的方式。

阿富汗的柔道选手和自行车选手坚持体育事业，不止是因为热爱，还希望能成为解放女性的行动者。

在当地女田径运动员甚至会收到极端分子死亡威胁的情况下，没有人比她们更称得上先驱和英雄。

体育也是他们的精神支柱。为了能参加更多的赛事，热爱羽毛球的亚拉从伊朗来到硝烟弥漫的伊拉克。奥运会上没有教练指导、没有人陪同、没有队友观赛，中场休息只能一个人喝水。为了省钱，伊拉克没有多一班的飞机让他提前适应场地。坐10个小时飞机，只为了上场26分钟。如他所说，“伊拉克有战争，但我只想好好打球”。尽管他们的祖国战火纷飞、风雨飘摇，早已不能成为栖身之所，站在奥运会的门前，他们还是会代表它说，“我很自豪”。

亨得·扎扎拿到奥运会入场资格时说：“这是一份丰厚的大礼，献给我的祖国叙利亚，我的父母还有我所有的朋友们。”约瓦里虽然在伊朗长大，几乎一直处于流浪避难状态。却仍期待着“奥运会上，我可以骄傲地代表我的祖国阿富汗”。

他们有人参加奥运会，甚至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国家存在，“向全世界发出希望的信号”。体育是最公平的存在，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身体上的天赋和努力，站在同一个竞技场上。即使是颠沛流离的难民，也能拥有和生活在和平美满地方的人同台的机会。它向我们传达的也是最文明、平等的理念：“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他们的天赋、技能和精神力量脱颖而出，为社会做出贡献”。难民代表队出现在奥运会上，不仅向我们展示悲剧，提示危机的存在。也让我们看到，即使是生活在巨大的创口之中，他们也能做出昂扬的姿态，爱自己所爱的事物。尽管世界秩序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扭曲和变形，疫情当下甚至更加封闭与隔绝。可08年大街小巷铺满的“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”，现在看来还是十分美好的期冀。今年奥林匹克的口号中加入“更团结”，似乎是人类在湍流中最后的挣扎，也或许是开启另一个阶段的尝试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希望壁垒不再越筑越高，希望光亮照进幽暗的地方。希望地图上难以被看到的国度，能有更多人作为代表出现在人类的盛事上，也希望“难民”标签消失的一天早日到来。